上周，美国突然发生大规模网瘫事件，公众不得不开始关注物联网的安全问题。

调查发现，黑客发动大面积的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distributed denial-of-service attacks，DDoS），劫持数千万联网的数字录像机和其他智能设备——这些设备的防御能力薄弱，且仅由易于破解的出厂密码提供保护——向知名网站的域名服务提供商发送海量垃圾信息，导致接收端的计算机无法处理任何请求。

因为导向性标识缺席，大量网站突然无法寻址。谁能想到物联网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今时今日，物联网已然是个大金矿。

当我们因为心有余悸而修补家用数字录像机、路由器和网络摄像头的漏洞时，让我们回过头来讨论一下普遍存在的物联网对公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不受限制、无孔不入的物联网不仅会影响网站，影响家用智能设备，也会影响容纳80%的美国人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城市——城市才是将来大规模使用物联网的地方。

许多公司正努力挖掘城市部署物联网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有报道显示，“智能城市”的市场规模将在2020年达到1.4万亿美元。）

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在热烈讨论智能城市——伴随着天花乱坠的炒作，但城市仍未采取实际行动。这意味着，“智能城市”尚只是供应商推销的概念，他们期待能为城市管理提供整套智能生态系统——利用传感器和软件进行设计就能了解和管理运输、能源、污染、水、交通以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

但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在信息服务的价值观无明确政策要求或者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城市却蓄势待发，准备将公共权利的信息——和街道、步行道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有关的数据——私有化。

而且，人们的意见不会轻易地达成一致。在本质上，“公共价值观（public values）”的概念就是糊状的。“公共价值观”包括安全防御——即要降低上周那种小事故的风险，但是事故一旦发生，其严重性也就不止于此了。

如果你想要构建服务于公共价值观的智能城市，你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这种技术解决了什么社会问题，是饥饿，是健康，还是教育呢？规划的技术及其涉及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挖掘是否会造成伦理问题或者不平等现象？这种技术如何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呢？公众如何参与对此技术的研究呢？数年之后，当公众对技术的变化充分认识之时，如何舍弃部分技术或者改造技术呢？公共价值观不易量化，但是技术所带来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却非常容易进行收集和整理。

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员普遍热情期待能建立智能城市，因为其具备收集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智能城市能对城市里的所有信息进行追踪——从市民习惯到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凡此种种。考虑到地方政府和物联网供应商之间存在信息资源的不对称，这些“公共价值观”所涉及的问题将会贯穿始终。

今年初，纽约市发表《物联网指南（IoT Guidelines）》，以试图解决这一系列的难题。最近，一些其他美国大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奥斯汀、波士顿、夏洛特、芝加哥、达拉斯、洛杉矶、费城、匹兹堡、圣地亚哥、旧金山、西雅图和华盛顿特区）也加入进来，签字支持纽约市的指导方针。（在联邦层面，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所计划在明年夏天发布一个关于政府安装物联网的指导手册。）

其中，对个人隐私的担忧似乎是讨论的核心。举例而言：纽约市率先提出最具体的隐私保护指导方针。

但我关注的是指导方针5.3，即：

物联网设备需以公平的方式分布式部署，但城市应能优先访问其资产和公共网络并且拥有最大公共利益。鼓励公私合作关系和公私商业模式但需仔细评估其风险，通过与最大的公共利益相对接的方式填补成本、获取收益。

指导方针5.3做了善意的努力，用文字来规范城市的公众资产（街道、路灯等）应主要用于公共目的——公平使用、益于市民。但是指导方针也指出，只要经过“仔细的风险评估”，能赚钱的公私合作也会获得支持。

这意味着什么？城市是否应该利用公共资产生成的数据，参与私人收入共享协议？这些协议是否不同于城市为电线杆或者路灯等物理设施的优先权所设立的融资性契约？如果城市在未来的工作中发现纳税大户想要从市民那里获取隐形信息，城市是否会考量市民的自主权、能动性和尊严？还有安全问题——与设备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的城市是否具备杠杠能力去要求供应商提供一流的安全防护以保证能阻止市政DDoS断网？

而且，“最大的公共利益”是什么意思呢？是城市预算局拿到更多的资金吗？是城市里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生活吗？

本不该让一场戏剧性的网络“大瘫痪”来吸引大众对物联网的关注。当城市开始实施物联网计划时，有一句格言也许会有所帮助：你会做不代表你应该做。